董晓荣教授：局部处理的“战术组合拳” | 直播回顾

整理者：雨过天晴

审核人：董晓荣教授、鹰版

11月是一年一度的“全球肺癌关注月”。在这个旨在提升肺癌防治意识、关爱肺癌患者的特殊时间节点，与癌共舞论坛联合福建省关癌有家恤病基金会共同推出“智御肺癌·兵器谱新篇”系列科普患教活动，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进行转播，旨在为公众系统性科普肺癌治疗的最新知识。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肺癌治疗已进入“多兵种”协同作战时代，如何巧妙地组合介入治疗、消融技术、手术干预等局部治疗手段，形成一套“战术组合拳”，是提升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关键。

11月20日，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董晓荣教授在“多兵种协同：局部处理的战术组合拳”科普活动中，针对各种局部治疗手段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科普，帮助患者们厘清肺癌综合治疗方向。小编特整理出直播中的精华内容，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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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问题科普

问：什么是肺癌的局部治疗？目前临床上主要都有哪些类别的局部治疗手段？这些治疗手段各自的核心作用是什么，是否可以实现互补？

董晓荣教授：肺癌局部治疗是针对局限区域肿瘤开展的治疗方式，核心目标为根除或最大程度控制可视肿瘤病灶，其作用范围仅覆盖治疗区域，对区域外潜在微小癌细胞无效。临床中，该治疗的核心手段主要包括外科手术、放射治疗及介入消融治疗三类，三者各具特色且存在明确互补性。

外科手术是最常见的局部治疗手段，核心作用是通过物理切除实现肿瘤根治。在肺癌治疗中，需根据病情采取楔形切除、肺叶切除等方式切除肿瘤病灶，同时进行淋巴结清扫，以彻底清除病灶区域肿瘤组织。

放射治疗通过高能射线精准照射肿瘤区域，破坏癌细胞DNA使其无法复制进而死亡。随着技术发展，从早期镭疗到如今X射线、质子重离子、射波刀等设备的应用，放疗在提升肿瘤控制效果、实现精准打击的同时，大幅降低了对正常组织的副反应。

介入消融治疗属于微创手段，在影像设备引导下将特殊针或导管插入肿瘤内部，通过射频、微波、冷冻等方式实现肿瘤原位灭活，以最小创伤达成肿瘤控制目标。

三类手段临床应用中可有效互补：手术切除后若存在肿瘤残留或纵隔淋巴结转移较多，放疗可清除残留病灶降低复发风险；针对体积较大肿瘤，术前新辅助放疗可使肿瘤缩小，降低手术难度、缩小切除范围，部分患者可达到病理完全缓解，提升手术成功率。

需明确的是，局部治疗与全身治疗本质不同：前者聚焦消灭肺部原发灶、纵隔转移淋巴结等“看得见的阵地”，后者则通过静脉输注、口服等方式作用全身，针对血液及全身潜在微小癌细胞。

问：什么是肺癌的介入治疗？作为一种局部治疗手段，可以解决现有治疗手段的哪些痛点或不足？

董晓荣教授：肺癌介入治疗是在影像设备（如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CT等）引导下，通过细导管或穿刺针等器械经血管或皮穿刺直达肿瘤局部的微创治疗技术，无需开刀。其主要分为血管介入（以支气管动脉灌注化疗、栓塞为核心）和非血管介入（临床常用肿瘤消融，即经皮穿刺将消融针送至肿瘤中心，通过热疗或冷冻实现肿瘤原位灭活）两类。

作为手术、放疗的互补手段，介入治疗针对性解决了临床“硬骨头”问题：一是弥补外科手术创伤大的不足，消融治疗仅需局麻，创口仅针眼大小，24小时内即可下床，且无需切除肺组织，对肺功能损伤显著降低；二是破解放疗后复发难题，放疗后复发灶因放射损伤无法二次根治放疗，而消融作为物理治疗无交叉耐受，成为重要挽救手段；三是应对急症更及时，对于肿瘤侵犯血管引发的大咯血等急症，支气管动脉栓塞可快速定位止血，救治效率更高。

该治疗适用场景明确，可覆盖特殊人群及特定分期患者：高龄、心肺功能差或拒绝手术的早期患者，可将其作为替代方案，且Ⅰ期小肺癌消融的长期生存率已接近手术，属根治性治疗；Ⅳ期寡转移患者（纵隔淋巴结N2以下、全身病灶少于5个），可在全身治疗基础上联合消融清除病灶。需注意的是，小于3厘米的肿瘤可一次性消融灭活，大于5厘米者不推荐；周围型肺癌因穿刺路径短、风险低更适合消融，中央型肺癌因邻近重要器官易引发并发症，需谨慎评估。

目前，介入治疗（尤其是消融）以微创优势解决了无法手术的早期小肿瘤、寡转移等患者的治疗难题，多在介入科开展，部分医院呼吸科也具备资质，可结合就诊科室条件选择。

问：动脉灌注化疗在治疗肺癌时具体如何操作？它相比静脉全身化疗有哪些优势？对于一些不耐受全身化疗或对静脉化疗耐药的患者，是否可以作为一种补充治疗手段？

董晓荣教授：动脉灌注化疗通常由介入科医生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手术室完成，患者接受局部麻醉后，医生以穿刺针穿刺股动脉并插入导管，在DSA实时监测下操控导管逆行穿过主动脉，精准定位为肺部肿瘤供血的血管，经造影确认后灌注化疗药物（必要时联合栓塞），最后撤出导管并止血。该治疗核心逻辑是通过靶向给药控制局部肿瘤，兼具“阻断供血”与“局部化疗”的双重作用。

相较于静脉全身化疗，动脉灌注化疗的核心优势在于改变了药物分布模式：药物经股动脉直接送达肿瘤局部，可使肿瘤区域药物浓度显著升高，同时降低全身药物暴露量，从而实现“强靶向性、高局部疗效、低全身毒副反应”的效果。这种优势对特定患者群体尤为关键：对于高龄、体能较弱或合并基础疾病，无法耐受标准剂量静脉化疗的患者，其对全身体能及造血功能影响更轻，安全性更高；对于对常规浓度静脉化疗耐药的患者，高浓度药物的局部冲击可突破耐药屏障，让已失效的化疗方案重新发挥抗肿瘤作用。

基于上述特点，动脉灌注化疗可作为不耐受全身化疗或静脉化疗耐药患者的补充治疗手段，但存在明确适用边界,需精准定位肿瘤供血血管，因此更适合孤立性肿瘤、供血丰富的肿瘤，或伴有大咯血等急症的局部病灶。对于全身广泛转移的患者，因无法覆盖所有病灶，难以实现全身控制，临床应用需结合病情评估。

问：目前临床用于肺癌的局部消融治疗的技术类型主要包括射频、微波、氩氦刀等，这些不同的技术类型在疗效、创伤程度方面有何差异？哪些肺癌患者是消融治疗的受益人群？

董晓荣教授：临床肺癌局部消融技术主要分为热消融（射频、微波）和冷冻消融（氩氦刀），三者均为微创操作，创伤程度相近且轻微，核心差异体现在产热机制、疗效特点上。

射频消融是应用成熟的热消融技术，通过高频电流使肿瘤内离子摩擦生热（60-100℃）实现凝固性坏死，类似“慢火煎”。其优势是控温精准，对3厘米以下外周型肿瘤疗效优异；但不足明显，消融速度慢、范围小，且受“热沉降效应”影响大，靠近大血管时易因血流带走热量导致消融不彻底，复发风险较高。

微波消融同样为热消融，通过微波使组织水分高速旋转产热（超100℃），呈“大火爆炒”式杀灭肿瘤。相较射频消融，其消融速度更快、范围更均匀，且不易受热沉降效应干扰，能有效处理3-5厘米肿瘤及血管旁病灶，手术效率高、时间短，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广的热消融技术。

氩氦刀属冷冻消融，通过氩气降温（针尖-140℃以下形成冰球）和氦气升温的“冻融循环”破坏肿瘤细胞，核心机制为冰晶致渗透压改变及微血管损伤。其突出优势是冰球在CT下边界清晰，医生可实时监控范围，精准覆盖肿瘤的同时保护周围结构；且低温具镇痛作用，患者痛感轻于热消融，对胶原纤维损伤小，用于靠近大血管、气管壁的中央型肺癌时安全性更高，但消融速度相对较慢。

综合来看，三类技术效率排序为：微波消融＞射频消融＞氩氦刀，而中央型肺癌治疗安全性上，氩氦刀优势显著。结合疗效特点，消融治疗核心受益人群包括四类：一是无法手术（高龄、心肺功能差）、不耐受手术或主观拒绝手术的早期患者；二是肺癌寡转移（全身病灶少于5个）或寡进展患者；三是晚期肺癌患者；四是局部复发且无法再次手术或放疗的患者。

问：患者在进行消融治疗前需要做哪些精准评估？如何通过术前规划确保消融范围完全覆盖病灶且不损伤周围正常组织？治疗时需要全麻还是局部麻醉，治疗过程时长约为多久？

董晓荣教授：消融治疗前需围绕病灶、全身状况及治疗意愿开展精准评估，同时明确并发症与预期。病灶评估先通过活检确诊性质，再以高分辨CT明确肿瘤三维坐标、大小及与血管、气管、神经等周围结构的关系，PET-CT则排查淋巴结及远处转移。全身评估聚焦心肺功能、凝血功能、肝肾功能等，排除感染、出血倾向等禁忌。

术前规划是“作战地图”，需在肿瘤外围预留0.5-1厘米安全边界以彻底灭癌。通过将薄层CT数据导入3D重建软件，重建肿瘤及周围结构，医生可虚拟穿刺规划路径、选择消融针类型及数量，并模拟覆盖范围。针对危险区域，热消融需调整功率，冷消融更安全；靠近气管等部位可注入人工气胸制造“隔热垫”，同时充分与患者沟通方案。

麻醉以局麻为主（多采用利多卡因），仅因患者焦虑、特殊部位病灶、多病灶或无法保持体位等情况需全麻。治疗全程约30分钟至1.5小时（疑难病例更长），穿刺定位耗时常多于消融本身，整体属精细微创操作。

问：年龄较大、肺功能差等无法耐受手术的早期肺癌患者，消融能否替代手术成为根治性的治疗手段？其五年生存率等关键数据与手术相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董晓荣教授：对于因高龄、心肺功能差或合并其他严重疾病，无法耐受外科手术或根治性放疗的Ⅰ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微波、射频等热消融治疗已被美国NCCN指南及中国专家共识推荐为替代性治疗手段。

从五年生存率来看，接受手术的患者多为身体状况良好、心肺功能正常的早期肺癌人群，胸外科手术（尤其是肺叶切除）的五年生存率可达70%-90%。而接受消融治疗的患者均为无法耐受手术的群体，普遍高龄（70-80岁及以上），且常合并心肺功能不全、心脏病、肺气肿等基础疾病，其五年生存率约为54%-56%。

消融治疗的五年生存率低于手术，核心原因在于患者基础身体状况的差异。这类患者本身因老年病、心梗、中风、肺功能差、间质性肺炎等疾病已存在较高死亡风险，若强行实施手术，手术死亡率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会显著升高，反而可能导致更低的五年生存率，这也违背临床治疗原则。若聚焦癌症特异性生存率（排除基础疾病影响），则能更精准体现消融对肿瘤的控制能力。

因此，对于无法耐受手术的早期肺癌患者这一特定人群，无需纠结消融与手术的疗效差异，在手术不可行的前提下，消融治疗是更合适的治疗选择之一。

问：经过消融治疗后，如有病灶残留或再次出现复发，后续是否还可以再次消融？还是优先选择手术或放疗等其他局部手段？

董晓荣教授：消融、手术、放疗同属局部治疗手段，可互为补充。消融治疗后若出现病灶残留或复发，可考虑二次消融，但需经多学科团队评估后确定方案。

若残留或复发病灶体积小、数量少、边界清晰，且患者身体基础状况良好，能够耐受麻醉及消融过程，二次消融是有效的治疗选择。对于局灶性残留或新发小病灶，经评估确认治疗安全性及病灶控制可行性后，即可实施二次消融。

若不满足二次消融条件，或残留、复发情况更复杂（如病灶并非局限于原部位，已出现多部位转移），则消融及其他局部治疗均不再适用，需联合全身治疗等方案。总体而言，二次消融具有可行性，关键在于明确治疗目的并评估适配性，超出适用范围则不建议采用。

问：消融能否与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全身治疗联合使用？联用顺序应消融优先，还是靶向/免疫诱导后消融，又或是二者同步使用？

董晓荣教授：消融与靶向、免疫等全身治疗的联合需结合病情分析，核心遵循“优先控制全身、按需干预局部”原则。对晚期多发转移患者，需先以靶向、化疗联合免疫等全身治疗控制病情，再辅以消融处理特殊病灶或缓解症状，单纯局部消融意义有限。而无法手术的早期患者，可直接以消融为主要局部治疗手段。

特殊急症情况需优先局部干预，如小细胞肺癌合并严重上腔静脉压迫引发呼吸困难等症状时，可通过消融等局部手段缩小肿瘤、缓解症状，待患者耐受后再启动全身治疗。

联合模式中，消融与免疫治疗协同作用明确：消融破坏肿瘤释放抗原，如“原位疫苗”般激活T细胞触发全身免疫反应，助力攻击远处微小转移灶（“远隔效应”）。消融联合靶向治疗则是EGFR、ALK等驱动基因突变患者的成熟方案，可在全身靶向治疗基础上优化疗效。此外，局晚期患者无法耐受放化疗时，消融也可作为备选。

多数转移性患者（尤其是寡转移、寡进展且有局部干预需求者），先全身治疗控病再局部消融；仅症状严重需紧急缓解时，才优先局部治疗，后续再行全身治疗。目前，全身联合局部的综合模式已成为临床主流思路。

问：放疗在肺癌早、中、晚期的各阶段分别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判断根治性治疗、辅助性治疗还是姑息性治疗的依据是什么？

董晓荣教授：放疗作为肺癌治疗中应用广泛的局部治疗手段，在早、中、晚不同分期中均承担着重要角色：

在早期（Ⅰ-Ⅱ期）肺癌中，放疗的角色需结合患者手术可行性区分。对于无法手术（如合并严重基础疾病、身体状况差）或拒绝手术的患者，立体定向放疗（SBRT）是核心根治性治疗手段，其局部治愈率已接近手术，但远期生存率略低于手术，因此手术仍是可耐受患者的首选方案。对于可手术切除的早期患者，放疗通常不作为初始治疗选择；仅当术后病理提示存在镜下残留或肉眼残留时，放疗需作为辅助治疗手段开展，目的是降低局部复发风险。

在中期（Ⅲ期）肺癌中，放疗的角色因肿瘤可切除性存在差异。对于不可切除的Ⅲ期患者，放疗是标准治疗方案的核心组成部分，临床常规采用“放化疗联合”模式，后续再根据患者基因状态联合靶向治疗或免疫治疗，以实现病情控制。对于可手术切除的Ⅲ期患者，术后放疗的应用存在争议：仅在多站淋巴结均发生转移等高危场景下可能考虑，单站淋巴结转移等情况中，术后放疗的获益有限，临床应用需谨慎评估。

在晚期（Ⅳ期）肺癌中，放疗以姑息性治疗为主，核心目标是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并延长生存。针对脑转移患者，放疗可缩小病灶、减轻占位效应，有效缓解头痛、恶心呕吐、肢体活动障碍等症状；对于脑膜转移患者，质子全脑全中枢放疗较传统放疗能更显著地提高生存率。针对骨转移患者，放疗可作为“局部补量”手段，通过30Gy/10次的常规方案，使70%-80%患者的疼痛得到缓解，并有效降低骨折等骨相关事件的发生风险。

总体而言，放疗在肺癌各分期中均有明确应用场景，临床实践中需遵循“全身治疗为基础、局部治疗为补充”的原则，结合患者具体病情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问：如果后续出现寡转移（如孤立脑转移、孤立骨转移），立体定向放疗与手术、消融等局部处理手段相比，适应证如何划分？针对寡转移病灶，哪种手段更能兼顾疗效和生活质量？

董晓荣教授：肺癌患者出现寡转移（如孤立脑转移、孤立骨转移）时，立体定向放疗、手术、消融等局部手段均适用，积极局部治疗可显著改善生存。三者适应证需结合病灶部位、功能需求划分，以两类常见寡转移为例：

孤立脑转移治疗核心是平衡肿瘤清除与认知保护。立体定向放疗（如伽马刀）是标准方案，适用于病灶＜3cm、位于脑深部/功能区（手术易致功能损伤）或体质差、拒开颅者；手术适用于病灶＞3cm、放疗控制不佳或有明显占位效应需紧急减压者；消融（如激光间质热疗）多为替补，用于脑深部、手术难及且放疗后复发的病灶。

孤立骨转移治疗重点是维持骨骼稳定与控痛，兼顾防骨折、防脊髓压迫。立体定向放疗是主流，能有效控瘤镇痛；手术可立即恢复骨骼稳定性、解除压迫，适用于脊柱不稳/濒临骨折、有脊髓压迫或需椎体成形术者；消融常联合骨水泥，适用于剧痛且放疗无效者，骨水泥可增强椎体稳定性。

兼顾疗效与生活质量，多数寡转移场景下立体定向放疗为优选；手术在需紧急改善解剖异常时不可替代；消融则作为放疗和手术无法开展时的有效替补。

问：恶性胸水的治疗手段主要可分为哪几大类？不同手段的主要作用和目的是什么？

董晓荣教授：恶性胸水多由胸膜转移引发，临床诊断以穿刺抽液发现癌细胞为依据，其治疗需遵循“局部干预与全身治疗结合”的原则，核心目标是控制胸水生成、缓解症状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各类手段的作用与目的如下：

第一类是胸腔引流排液，为基础且最常用的局部治疗手段，包括胸腔穿刺抽液、中心静脉导管留置引流（可连接引流袋按需放液）等方式。该手段的核心作用是快速排出胸腔内积液，减轻肺部及胸膜压迫，有效缓解呼吸困难、无法平卧等症状，同时避免大量积液长期滞留引发感染，为后续局部药物灌注或全身治疗创造有利条件。需注意的是，即使患者主观抗拒抽液，对于大量积液也需积极引流，以防病情恶化。

第二类是胸腔内药物灌注，通常在引流排液后实施，通过局部用药增强胸水控制效果，常用药物包括三类：一是免疫调节剂；二是抗血管生成药物（如贝伐珠单抗、恩度），其疗效已获专家共识推荐；三是化疗药物（如顺铂），多用于胸水反复难以控制的情况。该手段的目的是通过局部药物作用抑制胸膜转移灶活性，减少胸水生成，降低复发频率，进一步巩固引流治疗效果。

第三类是全身治疗，作为恶性胸水治疗的重要基础，因胸水本质是全身疾病的局部表现，需通过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化疗等全身方案控制原发肿瘤及胸膜转移灶。部分患者（如驱动基因突变者）接受靶向治疗后，胸水可随病情控制自然减少；约80%的患者经全身治疗后胸水可得到有效控制，仅20%左右的患者全身治疗效果不佳，需联合局部引流或药物灌注。

第四类是胸腔热灌注治疗，属于局部强化治疗手段，目前临床应用因设备限制逐渐减少。其操作方式为通过物理装置将化疗药加热至42-45℃，在胸腔内持续灌注60-90分钟，利用“药物杀伤+热效应”的双重作用抑制肿瘤细胞，增强局部治疗效果。该手段需专用设备支持，仅在部分具备条件的医院开展。

最后还有外科手术治疗，作为难治性胸水的终末治疗选择，以胸腔镜手术为主。适用于经上述多种手段治疗后仍反复复发的顽固胸水，手术核心是在直视下打通胸腔内分隔，喷洒滑石粉或药物进行彻底胸膜固定，通过破坏胸膜分泌功能从根本上阻止胸水生成，实现长期控制目标。

个性化答疑

问：ALK阳性患者，使用阿来替尼一年左右进展，出现MET扩增，改为使用阿来替尼+卡马替尼9个月后，CA199持续上升，多发脑转、骨转、肺转、左侧锁骨处淋巴结转移，是否可以在当前影像学没有进展的情况下，针对转移位置使用质子治疗处理？还是等影像学进展后，再针对进展的部分单独处理？

董晓荣教授：结合“EGFR突变患者全身控制良好时可联合局部治疗”的临床理念，此时可考虑针对特定转移灶开展局部治疗。临床数据表明，此类情况下联合局部治疗，可能提高总生存期或延缓耐药时间。

但从治疗部位选择来看，需重点关注ALK抑制剂与放疗联合的安全性风险，从克唑替尼到布格替尼、阿来替尼、洛拉替尼，ALK抑制剂很少与放疗联用，因其存在较高的间质性肺炎风险，与胸部放疗联用时，放射性肺炎风险会进一步升高，因此需严格规避胸部相关病灶的放疗。具体而言：脑转移灶、骨转移灶及左侧锁骨处淋巴结转移灶的放疗可安全开展，能有效控制局部病灶；而肺转移灶因位于胸部，若进行放疗需承担较高的肺炎风险，不建议实施。

需特别注意，部分ALK抑制剂（如布格替尼）需通过剂量递增才能到稳定期，目的就是为了降低肺炎风险，因此胸部放疗与ALK抑制剂的联合应用需绝对谨慎，临床实践中一般不推荐该组合方案。

问：肺腺癌晚期患者，伴有胸膜转移，无其他转移，驱动基因与免疫表达阴性，未匹配到靶向药。医生推荐两个方案，第一个是依沃西单抗+培美曲塞，第二个是免疫+抗血管+培美曲塞，两种方案应该如何选择？

董晓荣教授：两个方案基本类似。从循证医学角度，IMpower150研究证实，免疫联合抗血管药物联合化疗的治疗模式可延长一线治疗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而IMpower151研究因纳入过多耐药后患者未得到阳性结果，不适用该患者的一线治疗场景。依沃西单抗（AK112）联合化疗本质上与免疫+抗血管+培美曲塞的治疗模式一致，仅是将免疫与抗血管作用整合为单一药物，目前尚无头对头研究对比两种方案的优劣。

治疗方案的选择可重点考量两方面因素：一是医保与价格，当前一线化疗联合免疫、化疗联合抗血管药物均已纳入医保，而AK112一线联合化疗方案暂未进入医保，若其明年纳入医保可作为后续考量；二是患者全身状况与治疗偏好，若追求治疗方案简洁性，可选择依沃西单抗联合培美曲塞，若接受多药联合的治疗形式，免疫+抗血管+培美曲塞也可选择。

需注意的是，即便患者PD-L1表达阴性，化疗联合免疫仍具备治疗有效性，叠加抗血管药物后，疗效还可进一步提升，因此两种方案均能为患者带来治疗获益。

问：患者降期手术前的治疗方案为靶向药联合4-6次化疗，目前已完成1次化疗，对于同侧非同叶的肺内转移、胸膜多处转移的患者，与手术相比，是否更适合消融或放疗？

董晓荣教授：出现胸膜转移，意味该患者肿瘤分期已为Ⅳ 期，此类情况下通过靶向联合化疗实现降期并满足手术条件的可能性极低。临床中即便PET-CT未检出胸膜转移，外科手术中仍可能发现胸膜存在隐匿性转移灶；而该患者已明确存在胸膜转移，因此不推荐采取手术治疗，优先选择全身治疗更具临床合理性。

全身治疗方案方面，单纯靶向治疗或靶向联合化疗均有相关临床数据支持，均可作为可选方案。若经全身治疗后局部病灶得到控制，可考虑局部治疗手段，但放疗实施难度较高，消融治疗可作为局部治疗的考量方向，而手术并非该患者的适宜选择。

问：肺腺癌Ⅳ期伴肝转移，EGFR 19突变，服用奥希替尼5个月，化疗一次因不耐受（骨髓抑制、呕吐严重）停止，现在复查原发灶缩小，转移灶增大变多，肾功能不全。请问是否需要重新肝穿？还是做肝部介入消融或放疗？

董晓荣教授：首先需明确是否达到疾病进展的临床标准，若判定为疾病进展，需通过肝穿刺活检明确耐药机制，以此为依据更换治疗方案；若仅为局部进展，则可在继续服用奥希替尼的基础上，联合局部放疗或消融治疗。核心判断要点在于转移灶进展的范围。若为广泛进展，需立即更换治疗方案并通过穿刺明确耐药机制；若为局限性进展，可延续靶向治疗并辅以局部治疗。

针对肝转移灶进展的情况，优先建议行肝穿刺活检，明确耐药机制后评估是否存在新靶点或新的联合治疗可能；若未检测到新靶点且无适宜联合方案，可结合临床特征，继续使用奥希替尼并联合肝部消融或放疗均可以。

结束语

在直播最后，董晓蓉教授总结道：今天重点探讨了肺癌局部治疗，其涵盖介入、消融、放疗等多种方式，这些局部治疗手段在不同临床场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诊疗实施来看，局部治疗的开展涉及多科室协作。这种多科室参与的模式，充分体现了当前肺癌治疗的精细化发展趋势，尤其是晚期肺癌患者，在接受全身治疗的基础上，合理联合放疗、介入、射频消融等局部治疗手段，能够更大程度提升整体治疗效果。

基于此，多学科团队（MDT）讨论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无论是放疗、介入等局部治疗，还是全身治疗，甚至手术，都需要通过多学科会诊评估最优方案。因此，建议患者遵医嘱接受治疗，对于病情复杂的病例，可由医生发起MDT会诊，结合患者具体情况制定最适宜的局部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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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荣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肿瘤中心胸部肿瘤科 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理事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非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 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 常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 常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免疫专业委员会 常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生物标志物专家委员会 常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血管靶向专家委员会 常委

湖北省抗癌协会肿瘤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湖北省女医师协会精准医疗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湖北省医学生物免疫学会肿瘤专委会 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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